书写母亲和草原，《脐带》的题材似乎天然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共鸣，而“脐带”的隐喻性——养育、成长、反哺、生死等意义通过“绳子”在母亲和儿子之间双向联通，乃至最后割断，让这种共鸣呈现得更具新鲜感，但又不刻意。

电影里，原本在北京做独立音乐人的儿子回到内蒙古，把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接回到草原上的老房子里共同生活，为了防止母亲可能意外走失，儿子用一根长长的绳子系在自己和母亲的腰间，像一根特殊的“脐带”一样联系着彼此。母亲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，但时常像一个“女儿”一样怀念自己的父亲。在母亲的幻想中，死亡像“归家”一样来召唤着她，而现实里，儿子终有割断“脐带”送别母亲的一天。

《脐带》在具有独特性的地域、空间、语言乃至文化的环境中进行普遍性主题呈现，在叙事和影像表达上又具有很强的作者性。或者说，《脐带》是一部兼具创新探索和作者表达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，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，又具有超越民族和语言的普遍意义和感染力。

(资料图)

可以说，这是一首向死而生的挽歌。脐带般的绳子连着母子，连着养育与反哺，也连着生死。脐带的双向性，通过母子二人的视点被表现出来。在儿子的视点下，母亲虽已不认识自己，有时还会有“老小孩”的表现，但这些都掩盖不住她身上的母性光辉。不仅仅在儿子关于过往的记忆里，即便在当下的现实里，从狭窄逼仄的城市楼房回到草原之后，换上民族服装的母亲，在日常生活中的行走、歌唱、炊饮、远足都是闪光的。在母亲的视点下，陌生而亲切的年轻人陪伴着她，她回忆着自己作为父亲的小女儿的过往岁月，她时而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依恋，执着于像回家一般的、充满仪式感的“死亡”。在这对母子的主观视点之外，客观视点呈现了人与草原的关系，这种呈现在真实与幻想、确定与不确定之间形成了既写实又诗意的联系与过渡。

在《脐带》中，死亡并不是一件突然到来或只有痛苦的事，观众和电影中的儿子一样，可以预期与母亲的离别。如果说，真实而有形的脐带给予了生命以营养，剪断它意味着自然形态的独立生命开始了；象征而有形的绳子“脐带”勾勒出生命的交融形态，看似倒错的母子关系和生死纠缠呈现了别样的真实，剪断它意味着接受生命的规律，虽留恋却也要坦然面对死亡；隐喻而无形的“脐带”则存留于个体的人或群体的民族与养育他们的大地草原之间，在生活与信仰之间，这是无法剪断的深层联系。

所以，这更是一首动人的生命赞歌。土地和草原的山河之美，民族文化和信仰的人文之美，草原上的食物歌舞、羊群马匹的生活之美，还有就是母子之间、父女之间和情侣之间的人情之美，在创作者的手中随着散文诗篇一般的叙事和光影展开，隽永绵长。

空间的选择与建构是《脐带》呈现民族性和独特美感的基础。草原上曲折蜿蜒、反射着阳光的河流，湖畔的草地小屋，行程中疾驰的摩托车和停下来时住进的帐篷，这些元素经过摄像机的构图、调度、捕捉，首先在“风景”层面就有一种令人赞叹的吸引力。其次，这种吸引力还是情境式的，在一些诸如私人草地里摩托车与无人机的对峙、母子二人共同解救小羊羔等段落里，光影、景别、摄影机的运动和演员的表演很好地结合为一体，由视听入心里，触发观众的情感。再者，声音的元素，在故事层面和叙事层面都有明显的作用：儿子给他喜欢的姑娘展示录下的声音、在聚会上演奏马头琴；母亲的呼喊、歌唱与呢喃；而草原上的风声、火堆燃烧的声音，包括传统音乐与先锋的融合，长调、马头琴与电子乐嫁接的电影配乐，这些都令人记忆深刻。

赞歌为谁唱起？为大地，更为人类自身。现实的限制和不完美，并不只会停留在对痛苦和贫瘠的抱怨中，只要有爱的种子，它们就会在人们心中升腾出一种超越性的力量，这是土地的品质，也是母性乃至人性的力量。表演上巴德玛老师的出色之处在于：将人物的塑造内化到阿尔兹海默症病人的行为和语言逻辑里，同时又将民族性的言语神态和个体特征充分展现出来，不求偏执怪诞、却能做到松弛自然又张力十足。这样的人物，是电影成功的底色。

《脐带》是中小成本影片，更是年轻导演乔思雪的处女作，有曹郁和姚晨这样的成功电影人出任监制，曹郁还亲自作为摄影指导，这对这个项目的推动，对这部新电影的诞生有着“脐带”般的作用。在中国电影界，这种如同“脐带”一般对于电影新生命的输血与呵护，如果能更机制化、更多元化，那不断成长起来的新鲜力量才能更坦然自信地面对剪断“脐带”的时刻。

（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、副院长）

栏目主编：黄玮

文字编辑：栾吟之

本文作者：程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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